李勉：出身宗室的清廉名相

李勉像 简仁山 作

　　●郭珊

　　【评说李勉】

　　“处富贵利达而清约类寒士者，李勉一人而已。”费枢《廉吏传》中的这句话，为李勉的定性恰如其分。所谓“富贵利达”，因为李勉的宗室身份。在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任上，李勉便可圈可点。“性廉洁”的他，不仅“在官累年，器用车服无增饰”，而且卸任之时，“至石门停舟，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，投之江中”。后世包拯离开端州有停舟掷砚之举，或效仿李勉也说不定。

　　身份特殊，一举一动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会更明显。唐代宗有过“毁除白渠水支流碾硙，以妨民溉田”的诏令。碾硙，即利用水力启动的石磨。但是郭暧家的四轮碾硙，“所司未敢毁撤”。因为郭暧是“安史之乱”中领军收复两京功臣郭子仪的六儿子，老婆则是代宗的四女儿昇平公主。父亲告诫女儿：“吾行此诏，盖为苍生，尔岂不识我意耶？可率为众先。”果然，公主“即日命毁”自家碾硙之后，“势门碾硙八十余所，皆毁之”。李勉之廉，大家是看在眼里的，所以他离开岭南后，“人吏诣阙请立碑”。

　　明朝刘宗周给崇祯皇帝提出了一种识人方法，要义正来自李勉。唐德宗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看好的卢杞就是得不到大家认同，满面狐疑地问：“众人论杞奸邪，朕何不知？”李勉站出来回答：“卢杞奸邪，天下人皆知；唯陛下不知，此所以为奸邪也！”几百年后，刘宗周念念不忘，甚至将之视为“万世辨奸之要”，任何时候都屡试不爽。“要”在哪里？如果一个人在长官面前是人而在大众面前是鬼，必奸邪无疑。在肃宗朝，李勉当过监察御史，那该是他实践中的总结概括了。

　　“李勉一人而已”，足见“处富贵利达而清约类寒士”之难。唯其难，更见李勉品行的可贵。以之立朝，更有十足的底气。

　　——潮白

　　“为官五十余年，清风两袖；过手万千财物，一无所取。”据传，这是后人为缅怀中唐贤相李勉而撰写的一副对联。

　　李勉(717-788)，字玄卿，宋州宋城县(今河南商丘)人。在官至相位的唐代廉吏中，李勉是颇为特殊的一位。他是唐高祖李渊第十三子、郑王李元懿的曾孙，凭“亲戚之法”而非科举入仕。在“安史之乱”前后的大变局时期，他历经玄宗、肃宗、代宗、德宗四朝，担任过开封县尉、监察御史、京兆尹、御史大夫、工部尚书等职位，获封汧国公，还曾在多地出任节度使，晚年入朝为相。

　　虽然出身宗室，但从政数十年来，李勉始终公忠雅正、严惩污吏、立身清俭、关心民瘼，被陆贽、刘昫等文史学者推为宗臣之表、国储(太子)之师。在出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的数年间，李勉平定叛乱、协调外贸，并留下了一段克己奉公、“江中沉宝”的美谈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李勉还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：他精通音律，擅长演奏、作曲、制琴，是被明代《琴书大全》载入史册的全能型古琴妙手；同时，因一生行事颇具扶危济厄、古道热肠的任侠之风，其事迹多次被《太平广记》《三言二拍》等古代小说加以衍化、宣扬。

　　谈到李勉，宋代费枢在《廉吏传》里曾做过一番评价：“论曰廉贫之节，得之寒士易，求之王族难，何则？非素习也。历观前代，惟汉唐宗室之贤为冣(同‘最’)多，其处富贵利达而清约类寒士者，李勉一人而已。”

　　那么，李勉是怎么做到处荣华之地而不改廉洁之志的呢？这还要从他的家族说起。

　　家风清正 开封惩贪

　　李勉成长于唐玄宗执政的“开元盛世”，此时距离唐高祖李渊一统江山已过百年，天下承平已久。原本旗鼓相当的李氏诸王家族，呈现出显隐穷达不断分化之格局。“其初皆有封爵，至其世远亲尽，则各随其人贤愚，遂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，至或流落于民间。”(《新唐书·宗室世系表》)

　　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，唐代统治阶级在选拔用人标准上，从早期注重门第、血统，愈发向着文学、理政等实际才干倾斜。玄宗在位期间，为防范近支宗室把持高位，实行“开元新制”，量能考行，从而使得疏宗后裔获得了更多崭露头角的机会，才茂宗卿、功业突出者，纵非嫡嗣亦能致远。

　　李勉所属的郑王这一脉，在疏宗之中甚是亮眼。其曾祖李元懿聪慧好学，政绩不凡，曾“数断大狱，甚有平允之誉”，为此获得高宗的嘉赏(参见《旧唐书·列传第十四》)；其父李择言曾任汉、褒、相、岐四州刺史，亦以严厉干练著称。李择言守汉州(今四川广汉)时，曾经做过宰相的益州长史张嘉贞对待管内刺史态度一向简傲，唯独常引择言同榻坐谈政理，对其格外赏识。

　　据史书记载，李勉自幼勤读经史，成年后养成了“沉雅清峻”的个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虽为刺史之子，但《新唐书》本传称其少年时家境“贫狭”，李勉日后能成长为一代廉相，应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家风的熏染。

　　李勉出仕之前，就有“信而埋金”的义举流传于世。他在外出游历时，与一位儒生同住一家客栈。儒生病重之际，将随身所带金银秘密交付李勉，委托他操办后事，并愿以剩余的财物相赠。安葬儒生时，李勉悄悄将余金藏于棺椁之中，直到其家人闻讯赶来时，才重新开棺取金奉还。《太平广记》中也有一则类似的轶闻，只不过客死他乡的儒生变成了一名波斯商人，金银则改为宝珠，或许就是由“埋金”一事演变而来。

　　尽管李勉作为宗室子弟，可以沾门荫之光、走“捷径”入仕，但他依然要从基层岗位做起。在他担任汴州开封(今河南开封)县尉时，汴州为水陆交通要冲，三教九流杂处之地，一向难于治理。李勉走马上任后治理勤勉，以“擒奸擿伏”(捉拿奸邪，揭发隐恶)扬名。

　　《唐语林·补遗》记载，有不良污吏为试探李勉执法之宽猛，故意受贿，还放出风声“通知”李勉。李勉限其三日之内自首，逾期则舁榇(抬着棺材)相见。 不料此人无视警告，三日之后竟然让人抬着棺材到县衙招摇寻衅。李勉言出法行，当场命令吏卒将其装入棺材，凿钉封棺，沉入汴河。此后，开封官场再也没有人敢以身试法了。

　　不阿权贵 破除陋习

　　安史之乱爆发后，长安失守，宗社几覆。唐玄宗逃至蜀中，唐肃宗在灵武(今宁夏灵武)即位。至德(756-758)初年，李勉赴灵武担任监察御史。此时正逢乱世，武将大多恃勋而贵，在朝堂之上背阙(背向王位)而坐，放肆谈笑。李勉见此提出弹劾，肃宗感叹：“吾有李勉，始知朝廷尊也”，于是提拔他为司膳员外郎。

　　自跻身中央朝廷以来，李勉不断展现出其父辈精察善断的特质。当时，关东献上一批俘虏等待处斩。李勉发现囚犯中有一人仰天长叹，经过审问，得知此人乃是遭到胁迫，并非蓄意造反。他力劝肃宗施行仁政，使得有“点污”之人“澡心归化”，戴罪效力，若不分情由一律杀之，将之逼上绝路，等于资助凶逆。肃宗觉得有理，立即宣布赦免，由是“归化日至”。(参见《旧唐书》本传)

　　克复长安以后，李勉累历清要之位，迁至河南少尹、山南西道观察使等职。有一次，李勉得知昔日的下属王晬被谮言所诬，即将被处死。紧急关头，他将实情飞表上奏，使得王晬获释，而自己却因抗旨被贬官。

　　李勉忠贞尚义的个性，在稗官野史、杂记小说中多有体现。如《醒世恒言》 “李汧公穷邸遇侠客”一则，讲述了李勉查明案情真相，宽赦罪犯，却不仅为此丢官，还惹来杀身之祸的故事。虽是小说笔法，但文中提到李勉“专尚平恕”，不用酷刑，推勘缜密，杜绝冤狱，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。

　　对身陷囹圄的忠良，李勉屡屡犯险施救；而对于怙势作威的宠臣，他鲠亮介直，不肯曲意逢迎，与李辅国、鱼朝恩等当权的宦官势力接连抵牾。

　　李辅国是唐代第一个封王拜相的宦官，因拥戴肃宗灵武即位有功，成为天子心腹。从起草敕令、批阅奏疏，到符印军号、调遣禁军，尽在其掌握之中。肃宗驾崩后，李辅国又因拥立代宗被尊为“尚父”，至此愈发跋扈。

　　李勉之前的诸位宰相，不事权贵如张镐，试图钳制宦官、权归中央如李岘，都曾遭到毁谤或打压，继而被罢相。出身于陇西望族的李揆，为了保住相位，不惜阿附李辅国，“执子弟之礼”。

　　即便如此，当李辅国示意李勉对自己行降礼(跪拜施礼)时，李勉不为所屈，因此遭李辅国忌恨，一度被排挤出中央朝廷，经历数次迁转，才得以重返决策中枢。

　　大历二年(767)，李勉因军功受赏，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。宦官鱼朝恩时任观军容使、知国子监事(国子监为古代最高学府和中央教育管理机构)，每到国子监视察时随员庞杂。前任京兆尹(长安所在的京畿地区行政长官)出于献媚之心，都要倾尽府中人力物力，精心置办几百人的宴席。

　　李勉上任后，逢鱼朝恩又来国子监，下属提醒他“遵循旧例”极力款待。李勉回复说：“鱼朝恩是国子监事，我到太学来见他，理应他宴请我才是。如果他来京兆府，我岂敢不准备饭菜呢？”鱼朝恩得知后衔恨在心，以后再也不到太学去了。而李勉后来也被人接替了京兆尹职位，于大历四年(769)出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。

　　廉洁自持 江中沉宝

　　李勉任职岭南期间最突出的成绩，一是平定冯崇道、朱济时叛乱，为百姓安居乐业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；二是振兴海上商贸，不乘职权之便，对往来商船强征暴敛。抵埠的外国商船从他初来时每年仅四五艘，增加到一年之后的四十余艘，对外贸易一改往日的萧条，呈现出货殖殷繁、商贾奔凑的景象。

　　除了禁腐肃贪，李勉在生活上更是素淡简朴，器用、车舆、礼服从不增补修饰。离任北归之际，他特意在舟行途中停船，将家人所携带的珍奇南货悉数搜出，投入江中，以示不储“赢藏”(蓄藏馀财)的决心。官民深受感动，称赞他是比肩宋璟、卢奂、李朝隐的清官，还向朝廷请求为李勉立碑颂德，获得了代宗的许可。

　　李勉晚年曾任滑亳节度使，居镇八年，“以旧德方重，不威而治”，藩镇将帅都对他既尊敬又忌惮。他作于大历九年(774)的《滑州新驿记》，收录于《全唐文》，记录了他在镇守滑州(今河南滑县)期间新修安史之乱中被毁驿馆的过程，阐明了摒除浮华、务求实用的工作原则。在李勉看来，雕梁画栋之类的夸丽作风，不但对驿馆供人遮阴休憩的基本功用无益，而且令人“玩巧荡神”，只会虚费公帑。李勉为何崇尚“清廉简易”之道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　　李勉一生躬行清俭，但在私人生活上并非毫无情趣追求。事实上，李勉自幼博古探奇，善鼓琴，好诗文。元代辛文房所撰《唐才子传》提到，李勉“多蓄古今玩器”。明万历间琴家蒋克谦所辑《琴书大全》称，李勉工于制琴，曾以小块优质桐材胶结拼合制成“百衲琴”，所斫名琴“韵磬”“响泉”，皆属上品。另有专著《琴徽字议》、琴曲《静观吟》等作品传世。

　　后世琴家对《静观吟》有一段题解：“唯静观，则心境澄清，外诱不扰，而能浮云富贵，草芥功名。”堪为今人探寻、解读李勉为官心境之参考。

　　德宗继位后，李勉入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居将相高位，仍礼贤下士，关心同僚。所得禄俸赏赐皆分赠给亲友，以致身后无余财。贞元四年(788)，李勉病逝，德宗册书追赠为“太傅”，谥号“贞简”。

　　纵观唐代凭借门荫入仕的宰相，成就各有不同，史家评价悬殊。如李林甫亦有才华，精通音律，却因大权独握、紊乱朝纲，死后落得削官抄家、子孙流放的凄惨结局；而李勉同样是门阀制度的受惠者，却一生正直端庄、宽厚廉谨、贞明寡欲，终成海内名臣。

　　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里所言：“至公之用，本无偏党；惟善所在，岂隔亲疏？”所谓“亲亲用贤之道”，不在亲疏之际，而在是否存有“至公之心”。

　　李勉的生平故事说明，比起官员的家庭出身、入仕途径，更重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能否坚持严于律己、遵纪守法。良好的家庭环境应成为一个人履职的积极推动因素，而非滋生骄纵、奢华之念的绊脚石。同时，业余保持高雅的兴趣爱好，有助于个人修身正心，但不能因此荒废本职工作，更不能任其成为贪腐欲望之源。

编辑：益语